2026年11月22日,星期日

這個新成立的國際組織,爲什麼把總部選在杭州?

發佈:2026-11-22 欄目:長三角

來源:潮新聞 記者 夏丹

  據新華社消息,11月20日,國際絲綢組織正式成立。國際絲綢組織由中國倡議併發起設立,是總部設在中國的首個紡織領域國際科技組織,目前擁有會員單位100餘家,來自全球20餘個國家和地區,覆蓋全球主要絲綢生產和消費國。

  國際絲綢組織成立大會。魏志陽 攝

  這個新成立的國際組織,總部落在了杭州。

  一塊牌子落子一座城市,選址背後是對一座城市的綜合考量:杭州正在從絲綢的產地,變成國際絲綢產業的策源地。

  爲什麼選在杭州?組織成立後將發揮什麼作用?落子之後,浙江絲綢產業能接住什麼?

  爲什麼是杭州?

  回答這個問題,時間要撥回到更早。“早在2015年,我們就發起設立了國際絲綢聯盟,是一個民間自願的自治型組織。”凱喜雅集團總裁助理黃然說。今天起,凱喜雅又多了一重身份:國際絲綢組織副主席單位。

  他告訴湧金君,早先的這個民間組織註冊地選在香港,祕書處在杭州,如今已有40多個國家、140多家單位參與,半數以上爲外國成員。“彼此之間交流非常活躍。”言下之意,這是一張已經運轉多年的國際網路。

  嘉賓留影。魏志陽 攝

  網路活躍,力度卻有限。“大家多是國際市場主流絲綢企業負責人和一線業務主管,談的是產業鏈上下游的具體生意。在行業國際標準制定、交易規則、行業影響力等方面的力度不夠。”黃然坦承。

  既有常態化交流平臺的運作基礎,又有更深遠的行業共同願景,謀求成立國際絲綢組織的念頭逐漸萌生。

  真正的轉折發生在2020年。這一年,凱喜雅集團聯合工業和信息化部相關機構及境外行業中心,共同發起籌建“國際絲綢組織”的倡議,並獲國家層面批示推動,工信部成爲業務指導部門。

  此後五年,籌備團隊配合工信部走訪全球多國行業主管機構與企業,把對接對象從“企業對企業”擴展到“政府對政府”,還有各國行業組織、科技機構等。

  這幾年,黃然的足跡遍佈越南、泰國、印度、烏茲別克斯坦等國家。每到一國,都和當地政府部門、行業協會還有絲綢企業,深入交流,“誠摯歡迎他們加入。”他說着,翻開手機裏的老照片,逐一給湧金君介紹這幾年走訪中結交的新朋友。

 會場裏,黃然(左)遇到老朋友。夏丹 攝

  數年的艱辛籌備,終於迎來今天的成立。湧金君看到,在當天成立大會上,孟加拉國、奧地利等國家的代表出席並致辭。

  奧地利駐華大使海沃福在致辭中回憶起今年5月與奧地利代表團訪問浙江時,對達利絲綢的數字化轉型實踐留下深刻印象。他認爲,中國和奧地利在絲綢可持續發展標準方面,有很多合作空間。當前歐洲市場對於可追溯性循環設計的要求正在變化,雙方可以一起推動這方面的工作。

  那麼,回到開始的問題,可以說,深度對接全球絲綢產業的浙江力量,是其落戶杭州的關鍵因素之一。

  如果說浙江力量是“人和”,那麼杭州的“地利”則帶着與生俱來的優勢。

  且不說中國幾千年絲綢傳承,“絲綢之府”杭州是當之無愧的主角,“日出萬綢,衣被天下”的盛景,猶在眼前。更重要的是,千年絲綢文脈並未只是陳列在博物館裏。

  如今的杭州,絲綢仍是一個活躍的產業。2025年,杭州市在工商註冊的絲綢相關企業2000餘家,形成從生產製造到設計創意、科技研發、品牌運營的完整產業生態,還有在全國有影響力的龍頭企業。

  黃然透露,籌備階段也曾有相當有競爭實力的中國城市參與角逐,最後,杭州憑着過硬的產業實力笑到最後。

  還有“天時”。在棉毛絲麻四大天然原料中,絲綢是唯一產自中國的。絲綢產業發展到今天,中國仍是全球最大的絲綢生產國——業內估算,全球約七成以上絲綢產自中國,而中國絲綢主要看江浙、看蘇杭。

  當下,中國絲綢產業正處在由大到強,由粗向精的關鍵轉型期,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合作共商,共同推動產業轉型。

  成立大會上,新當選該組織主席的中國工程院院士、浙江理工大學校長陳文興,代表組織發佈《全球絲綢產業發展倡議》:共同推進科技創新、共同治理標準規範、共同促進產業合作、共同培育青年人才、共同弘揚絲綢文化、共同建設綠色未來。

  國際絲綢組織第一次會員大會。主辦方供圖

  當天,新成立的國際絲綢組織與國際絲綢聯盟簽署合作備忘錄。

  一條脈絡由此清晰:從“聯盟”到“組織”,不是簡單的名稱升級,而是從民間自發走向國家推動、從商業撮合走向全球治理的躍遷。 

  不只是“一塊牌子”

  “過去幾年我每走訪一國主管部門、行業企業和龍頭企業,大家問的最多的一定是,‘這個組織能給我們帶來什麼’?”黃然說。換句話說,大家的共同關切是:一個國際組織能做什麼? 

  其實,把國際組織的功能攤開來看,至少有三個層次。

  第一層,是規則與話語的接口。

  一個容易被忽略的事實是:直到今天,國際絲綢行業仍未形成統一的國際標準。而在同類天然纖維裏,棉花、毛紡都已有各自的國際行業機制,絲綢長期缺一套各方共認的規則。

  結果就是,一款國產絲綢產品出口,國內按自己的標準檢一道,到了海外市場,還要按對方的標準再檢一道。

  “類似這樣阻礙行業進步的共性問題,都需要國際絲綢組織去逐一推動落地。”黃然說。

  當天大會上,中烏蠶桑技術聯合實驗室、中哈數智服裝聯合創新中心、中孟絲綢服裝與數字技術聯合實驗室等國際合作紛紛簽約。

  現場外賓。夏丹 攝

  第二層,是產業合作的通道。

  國際組織的成員橫跨多國主管部門與頭部企業,天然構成一張“商業互信網路”疊加“全球產業網路”的網。

  最直觀的例子是價格。絲綢原料價格波動較大,一位從業十幾年的企業負責人形容:行情緊時,生絲報價能從40萬元/噸跳到50萬元/噸。“歐洲採購商常常抱怨,我們的絲綢原料價格波動太大。”波動之所以要緊,是因爲高端品牌最怕的不是貴,而是不穩定。

  黃然認爲,在國際絲綢組織框架內,中國原料供應商與歐洲品牌採購商更有可能建立長期穩定的供貨關係:歐洲品牌獲得穩定而優質的絲綢原料,中國絲綢則有機會進入高端品牌的供應鏈體系,打開更廣闊的市場空間。

  第三層,是品牌與城市被集中看見的窗口。

  成立大會期間,浙江主辦了一系列配套活動,包括絲綢博物館參觀、文化展示、晚宴等。比如凱喜雅的絲綢時裝秀。

  本質上,這是一次面向全球行業決策者的集中展示——杭州的城市形象、浙江的製造實力、中國絲綢的美學表達,被放進同一時空裏被看見。

  當然,成立只是起點。一個國際組織能走多遠,取決於它能否真正推動產業發展,爲組織內的各方爭取共贏機遇。

  浙江的三個機會

  有了家門口的國際組織,近水樓臺的優勢,會對浙江絲綢產生怎樣的影響?湧金君問起的幾位受訪者,首先想到的都是參與標準制定的主動權。

  第一個機會,是規則參與度。

  當“標準”和“技術”被拉到同一張桌子上,行業標準制定、檢測互認、技術交流的議題集中到杭州,浙江企業離前沿議題更近,參與規則形成的機會更多,技術攻關的方向也更清晰。

  “組織就在杭州,我們就離規則制定的桌子更近一步,有機會從被動接受標準轉向主動參與定規,共同制定國際標準。”聊到此事,萬事利集團董事長屠紅燕頗爲激動。新當選爲該組織副主席,她表示,肩上又將挑起一副新擔子。

  第二個機會,是品牌溢價。

  長期以來,浙江絲綢的國際形象由一家家企業各自講述。有了國際組織,“杭州—浙江—中國絲綢”可以作爲一個整體被敘述、被看見,有望產生區域公共品牌的溢價效應。

  “浙江絲綢不能老是靠產品走出去,一定要靠品牌甚至區域品牌走出去。”正如屠紅燕所說,當越來越多國際設計資源、時尚品牌資源聚到家門口,浙江絲綢企業把製造優勢轉化爲品牌溢價優勢的機會就大了。

  APEC峯會上受到歡迎的萬事利絲綢。企業供圖

  差距也是實實在在的:市面上,一條國際頂級品牌絲巾三五千元,而浙產品牌高端絲巾七八百元一條,“挺闊、色澤、工藝精密度,的確仍有差距。”可差距,也是追趕的動力。

  正如一位受訪者坦言,企業和某國際時尚品牌持續保持溝通十來年,往後坐在一起的機會更多了,合作的幾率也增加了,“我們決不放棄”。

  第三個機會,是出海的通道。

  正如前文所述,國際組織背後實則是一張全球絲綢網路,當浙江絲綢已嵌入這張網路,標準互認省下的重複檢測、長期協議帶來的穩定訂單、平臺對接帶來的客戶資源,其加持效益會逐步顯現。

  頭戴絲綢的外賓。魏志陽 攝

  在黃然看來,絲綢又柔軟又大方,是大國外交的一條柔軟紐帶,很適合向世界展現“可敬、可信、可愛的中國形象”。通過絲綢這一紐帶,通過國際絲綢組織這一對話平臺,浙江也多了一個與世界交流的新通道。

  國際絲綢組織落戶浙江,靠的是天時地利人和,浙江能不能抓住機遇,發展好絲綢這一歷史經典產業,則是另一篇更重要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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