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復旦紀錄片如何拍出“留學生”標籤之外的東西
俄羅斯青年金蘊龍夢想在中國成家立業、成爲一名醫生，但差三分通過國家醫師資格考試。津巴布韋青年帕斯卡拼盡全力，爭取拿到復旦大學醫學院的研究生學位，卻在科研能力上遭遇巨大挑戰。克羅地亞青年菲利普希望在中國的金融行業找到一席之地，尋找實習公司時多次碰壁。意大利青年李曼一邊讀博，一邊經歷青春帶來的人生拷問。泰國華裔青年釋鵬達來到上海學習中文，增進對家庭的理解。已有房地產行業工作經歷、而立之年轉身進入醫學領域的美國青年柯納，落地浦東，從大一重新開始。
紀錄電影《明月照他鄉》
這是紀錄電影《明月照他鄉》裏的六個人。影片素材超過1200小時，最終成片102分鐘。導演武貝解釋素材取捨的標準時說，不是畫質，也不是場面好不好看，而是“能不能構建人物的一個命運感”。
10月22日下午，這部由復旦大學新聞學院聯合校友團隊承製的紀錄電影，在上海文藝會堂做了一場專場放映，放映之後進行了三個多小時的研討。主持人、上海電影評論學會副會長、國家一級導演崔軼開場說的第一句話是：“原來我們經常看到的是中國留學生在海外的生活，這次我們看到的是海外留學生在中國的生活。”
映後研討交流
我們都會有困境
片子記錄的是三個主要人物的困境——學業的困境、就業的困境、家業的困境。“不是說他們在中國生活得多幸福，而是說他們在中國也有自己的困境。我們之所以看一個留學生在中國的生活被感動，因爲我們都會有困境，我們會感同身受。”
上海電影家協會主席、導演鄭大聖從自己的留學經歷切入。他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在美國留學時，“每一個傍晚，當這個城市的燈光亮起，你知道沒有一盞燈是爲你亮的。”他認爲這部片子最好看的地方，是讓觀衆真實看到留學生的不容易，而不是簡單的“我愛你上海，我愛你中國”。他還有一個判斷：紀錄片大概是“以人爲本的電影的最後一塊陣地，最後一塊不可被AI代替的拼圖”。
導演鄭大聖從自己的留學經歷切入
華東師範大學傳播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沈嘉熠從人類表演學的角度回應“真實”的問題。她說紀錄片裏存不存在表演是一個爭議問題，“從藝術表演的角度，紀錄片是反對錶演的，但爲什麼這部片子里人物的命運能夠打動我們？是因爲他們在這部片子所處的社會身份裏，表達或者表現了他們應該有的東西。”她舉學生在醫院開組會的例子：“一般導師和研究生開組會就是非常嚴格，每個人都在自己的身份框架裏，這個其實是非常好的呈現。”她說自己最感動的是新生兒那一剎那，“沒有過多煽情的音樂，也沒有過多的字幕和語言，就是非常安靜的觀察和守候”。
接力拍攝的學生
研討中有一個技術性很強的問題被反覆討論：這部片子前前後後有多少學生參與？分了幾組？每組跟一個人跟多久？
崔軼提到，這部片子前前後後大概有一百多位學生參與。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廣播電視學系副教授、聯合制片人章平補充說，拍攝對象一開始由十幾個人慢慢壓縮，有些留下來了，有些終止了，其中有二年級同學一直跟着片子成長到畢業。
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廣播電視學系副教授、聯合制片人章平發言
鄭大聖拿慣常的紀錄片做法做了對比：一般紀錄片三四年間會有一個固定團隊一直跟着拍攝對象，但這片子跟拍的人一直在換，被拍攝者和拍攝者的熟悉程度就不一樣，呈現出來的狀態也不一樣。他覺得這會改變素材，給成片帶來新的可能性，“這是一個問號”。
沒有濾鏡
上海大學上海溫哥華電影學院執行院長、上海電影學院副院長、教授程波的發言從一個比較開始。他說這個片子的選題“第一眼看上去是比較常規的選題裏做出了非常獨特的取鏡的味道”。“我們中國人拍外國人，這個視角和機位很重要，你想探尋的是什麼？你不是把攝像機當作一個武器。”他提到中國紀錄片一段時間有一個“攝影機武器論”的傾向，老愛拍底層、拍邊緣；而拍知識分子、外國人的紀錄片又往往帶着天然的濾鏡。他認爲這部片子“在這個方面做得特別好，把所謂的濾鏡或者‘武器’的感覺協調得非常均衡”，“是在一個非常平視的狀態之下去表現和進入到他們在復旦的留學生生活”。
俄羅斯青年金蘊龍抱着在中國出生的寶寶
他說這個影片“切入到復旦做得比較好的留學生教育，通過他們作爲一個載體，對一些更具有人文性、普遍性主題的觸及”。他最後提到片名：“拍這種異鄉人的情感，其實有特別共通的地方，就像‘明月’對所有人一樣有共通的地方。但是復旦留學生的這一輪明月又有自己的月暈，我覺得這個影片是有月暈的，有上海有復旦的月暈，我覺得很美。”
上海交通大學媒體與傳播學院副院長、副教授燕曉英被問到“上海爲什麼成爲吸引外國年輕人最多的城市”時，給出了一個來自留學生自己的答案：“他們來到這裏，讓他們覺得平等。上海的大學或者大街上不會用圍觀或者稀奇的眼光看他們，這是上海這個城市給他們的感覺，他們在這裏也會比較放鬆，沒有感覺被圍觀。”她很喜歡俄羅斯那對夫妻，金蘊龍的太太在片中說了一句話：“每段感情都可能結束，你怎麼能夠因爲它要結束，我們要異地，就不去開始。”燕曉英說：“我覺得人家看得很通透。我們要那麼多的確定性幹什麼，愛情本來就是感性的。紀錄片能不能打動人，就在於你和他的交流，對方有沒有把真正的想法表現出來。”
把聲音做平很難
上海師範大學影視傳媒學院副院長、教授齊青從聲音角度給了這部片子一個技術判斷。他數了一下，片尾字幕裏錄音有11位。“攝影師如果不斷地換，對於被拍攝對象來說要有熟悉度，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反應，錄音師也一樣，錄音師推的手感也不一樣。所以這部電影的後期一定花了很多功力，那麼多的拍攝鏡頭、拍攝語言，每個人表達的節奏都不一樣，每個錄音師控制電平的基準不完全一樣，後續的修點、每場戲每個鏡頭之間花很多功夫才能平。這個平衡的基調，讓這幾組人在銜接的時候，纔有一個聽覺的舒適感。這個聲音的舒適感對紀錄片很重要，把聲音做平很難。”他提到片名讓他想到“他鄉是故鄉”，還提到津巴布韋學生忘了自己國家的節日、卻記得中秋節這個細節，“扣得特別緊”。
上海師範大學影視傳媒學院副院長、教授齊青從聲音角度給了這部片子一個技術判斷
武貝還透露，素材1200多個小時，片比600比1，剪輯花了7個月。他提到最初考慮過只講一個人的故事，但最終選擇了羣像，因爲羣像能更全面地呈現不同留學生的狀態。
一部課程作品怎麼走到了院線
這部片子的起點是一個視聽實務工作坊。
復旦大學新聞學院黨委書記朱佳回憶，這部影片源於新聞學院的“視聽實務工作坊”，是師生校友共創的成果。面對持續迭代的媒體生態、日新月異的傳媒技術變革，高校新聞學院更要着力培養價值堅定、視野開闊、技術善用、擅長敘事、知行合一的複合型新聞傳播人才。通過工作坊的形式，讓學生真實瞭解一部電影從策劃、拍攝到製作、上映的完整流程，這是產教融合的一次大膽嘗試。
章平補充，這門課程在學分設計以及成績評定上都獲得了學校的大力支持、突破了固有制度的約束，由此有效調動同學們參與影片的積極性，前後有上百名師生參與了作品的創作打磨。
導演武貝
燕曉英說這個項目的產學研難度非常大，“簡直就是給復旦教務處出了一個難題，而且這個難題在這四年的時間裏不斷升級”。她提到有學生在拍攝過程中拿了學分，“這在一個培養體系中簡直是不可能的，而且是在985的培養體系中，要突破太多的框架”。她說自己也在上紀錄片課程，“我覺得拍紀錄片的過程是學生自己在拍的過程中完成對世界的一次觀察，同時某種程度上可以完成和自己的和解”。
後來怎麼樣了
觀衆提問環節，有人問起幾位主人公的近況。武貝分享了首映禮上見面時得到的信息。
金蘊龍現在在某跨國企業工作，他依舊沒有放棄當醫生的夢想，“他決定拼命存錢，他老婆也準備考試，他還是想當醫生”。菲利普清華畢業，在中國沒有找到工作，先回國，回國一年以後還是要回到上海，今年6月底在陸家嘴找到一個國際教育的商務拓展工作，“但是沒有進入金融業，他說走着瞧，我一定會做金融”。帕斯卡跟片尾出現的女朋友結婚了，今年5月底在上海登記結婚。帕斯卡碩士畢業，他也改變了最初的夢想，想留在中國繼續發展、繼續深造。
武貝還提到，片中那位泰國華裔青年釋鵬達，來中國是想跟家庭傳遞一個信號，“他跟爸媽十年不說話，但是內心想和解”。後來經過溝通，去年有一個粗剪版在復旦120週年的時候放映了，看完之後他認可，覺得展現還是比較溫和的。意大利女孩李曼一開始是主要人物，後來因爲感情變化退出了拍攝。武貝說，她八年前來中國的支點是愛情，但隨着成長，她一直努力在中國尋找新的支點，未來還不確定。
研討接近尾聲時，現場的話題回到紀錄片本身。一部從課程里長出來的片子，被放到院線的尺度上，它呈現的“真實”是什麼成色，不同嘉賓給出了不同角度的判斷。而這些判斷，和影片裏那六個人的日常一樣，都沒有停留在標籤上。
澎湃新聞記者 黃河
